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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近代“国学”观念的发生与演变
    2018-09-12 13:18:41   阅读(1919)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6国学网编者按: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在此背景下,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陈来先生认为,作为一个近代的文化概念而言,“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国学研究不是关起门来研究就能发展的,而要充分了解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方法、成就、动向。


“国学”观念的发生与演进


近代“国学”的观念,是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末,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个阶段是晚清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的“国学”,体现的是一个政治的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国学当然是指学术文化,但20世纪初提出“国学”时,其出发点是本于爱国主义的立场、着眼于政治的救亡。晚清国学派提出的“国学”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观念的概念,他们自己也明确使用了爱国主义的语词。他们的基本观念是,国学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语言,是和这个国家的兴亡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救亡图存,必须保存国学。

邓实、黄节在1905年提出了国学的概念,1907-1908年章太炎也使用这个概念,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心。晚清这些人的国学概念,都是为了激励大家的爱国心,有一种很明显的救亡保国意识,即通过捍卫国学、保存国学来救亡保国、保种保教。这个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国粹派虽然强调要保存国学、守护文化,但并不反对革命,这些人都属于革命派的一翼。

第二个阶段,辛亥革命以后到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国学作为一个核心词汇用的较少,但国学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其问题意识仍吸引着社会的关注。从观念上看,特别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从1915年,《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讨论东西文化,也就是中西文化的优劣,可以说其中讨论的中国文化的问题也就是国学问题。国学的基本价值观、基本理念和基本学术倾向,这些在新文化运动前后变成了讨论的中心,虽然这时国学虽然作为关键词出现不甚普遍,但作为问题意识是始终存在的。所以,这个阶段的国学观念主要是文化意义的,而不是政治意义的;人们关注的不是把国学作为国家兴亡的文化基础,反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原有文化,引进西方文化价值来发展现代中国的文化。这个阶段有关“国学”的问题意识突出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

这个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可举出1919年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其代表性仅从傅斯年为其文作附识、胡适写长信与之讨论便可见。毛子水所讲的国故和清末人讲的国学意义相近,他将此定义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但与晚清国粹派不同,他不是主张珍视国学国故以为民族国家立国的基础,而是认为:“我们倘若单讲到学术思想,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他更认为:“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这种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中从东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所作的对于国学的评价,与晚清的关注全然不同,更多的是对国学和传统文化的批判。毛子水的观点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虽然新文化运动并非以国学为关键词,但其批判旧文化的锋芒,显示出国学仍是主要关切的对象。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争论是启蒙思想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要指出的是,重视保守中国文化的学者虽然强调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价值(如梁漱溟到北大说我是来替孔子和释迦说话的),但他们并不反对“欧化”,并不拒绝、反对西方文化。这也是第二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个阶段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期到末期,这一时期,国学的概念开始广泛流行,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了。在国学概念下面所谈论的,既不是政治,也不是文化,而是学术研究。这种情形和这一时期发起、流行的整理国故运动有关。1919年年底,胡适吸收了毛子水和傅斯年的概念,肯定了“整理国故”的提法。当时胡适的影响力很大,而傅斯年等人还是学生。“整理国故”经胡适肯定之后渐渐发生了影响,其影响所及,首先是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此后1924年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1926年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燕京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所。其他各地成立国学专修机构或学校,不一而足,其中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最有名。可以说,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即整理国故运动,它在某一程度上有点类似今天的“国学热”(当然跟今天国学热还是不能相比的,它主要还是在学术层面上,也还没有形成一个全民的文化国学热)。应当说,20世纪20年代的学术界已经逐渐发现了研究国学的重要性,整理国故运动推动了国学的研究,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系列国学研究院所与类似机构。

与成立国学研究院所相关,这时的学术界出现了多种有关国学的定义。虽然国学的定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讲法,但这些定义所突出的理解,都是在学术的层面上,已经既不是强调政治(晚清),也不是突出文化(五四),而是注重如何发展学术研究。国学的观念在从晚清到20世纪20年代三个阶段的基本变化反映了人们不同时期对传统文化与时代使命关系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国学的关注进入了第三阶段,虽然文化启蒙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保守主义并非反对西方文化,而是承认全盘承受西方文化的必要性(如梁漱溟)。且文化保守主义已经结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潮流,融合中西的文化主张并非容易击倒。启蒙阵营也分化出整理国故的主张,但在启蒙阵营,新文学观念与整理国故交杂纠葛,一元化的思维方式支配了多数新派学人,把启蒙与国学对立起来(如吴稚晖),以为要启蒙就必须排斥国学。所以,整理国故运动中真正开花结果的反而多是持保守主义文化观的学者。

不管如何,此时国学的概念已经与邓实时代不同,越来越成为一个学术的概念了。“学术国学”论说之发展日渐明显,与邓实时的“爱国国学”的论说已大不相同了。


“国学”概念的使用


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应该可以分为几种。作为一个近代的文化概念而言,“国学”与“西学”相对,是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这是国学概念在近代的第一种用法。这里的“国”是本国之义,“学”是学术之义。用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的提法,国学可称“中国独有之学”;用刘师培后来的说法,则可称“中国固有之学术”;东南大学国学院的提法以国学为“中国原有之学术”。后来30年代王缁尘《国学讲话》称:“国学之名,古无有也,必国与国对待,始有国家观念,于是始以己国之学术成为国学。”从历史上看,根据章太炎等人的讲法,国学之提出,是指中国固有的学术,这个意义的“国学”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一直都比较流行。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的时候,吴宓在论述清华《研究院缘起》中表达了对清华国学院的理解,后来又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和经过》加以强调:“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吴宓所用的国学概念,定义了国学的对象和范围,是当时各个国学院所表达得最清晰的概念。这个定义以学术形态的文化为主,故称“学术文化”,不包括民俗文化等非学术内容;此外,他重点强调学术文化的“全体”,意谓不能仅以传统学术文化之一种(如儒家或道家)代替其全体。至上世纪9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写《国学丛书》的序的时候,还是讲国学即中国学术,这是流行最广的国学定义。

第二种是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以国学为“中国传统学术”和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用法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外延要小于“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往往无所不包,而前者侧重于学术形态的文化而言。当一个概念提出之后,其意义就会不断地扩张,不同的人对之有不同的意义之使用。在一般的意义上把国学当作传统文化,这个“传统文化”的意义就比较广泛了,它不仅是学术形态的文化,还可以将不是学术形态的文化包括在内。不仅是民俗文化,还有其它各种层次的文化,都被包括在内。这样的“国学”概念就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了。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实际上从晚清以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学”之使用,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第三个方面的意义,即“国学”是指一个研究体系,或者一个学术研究体系。这个学术研究体系不是指一个过去的文化体系,如孔子思想体系、朱熹的学术体系,而是我们现在研究它们的体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国学就不是一个具有时间性的概念。如认为晚清以前的学术是国学,这就是把国学理解为在时间范围意义上的传统学术,用时间界限来划分国学的范围。上世纪20年代的国学概念则更是一个学术类型的概念,指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研究体系。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胡适的观念。胡适主张“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这个历史文化的学问不是指古人对过去的研究,而特别以指近代以来我们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胡适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办的刊物《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缩写”。什么是国故学呢?他说:“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这是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是国故学,简称国学”。这个讲法来自毛子水,毛子水在1919年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里面提出,“国故,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现在研究古人的学术思想,这个学问叫国故学。”胡适加了一句,说“国故学”缩写、简称、省称就叫国学。就国学这一语词的历史来讲,胡适的说法并不合乎实际,并非先有一个“国故学”流行,然后大家省称、简称,才有了国学的概念,语词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但是胡适的这一个说法,显示出国学的第三种意义,就是,国学是研究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学的概念就是一个学问体系的概念,就是指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体系。

这种用法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广泛流行,也渗透在学者的日常语言之中。比如当时国学名家、章太炎的弟子黄侃,周作人谈到他时赞叹地说:“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这个“国学”的概念不是指它的对象即传统文化、传统学术,而是指对于它的研究。林语堂说:“科学的国学是我们此去治学的目标。”他所说的国学是就一个研究的体系、一个学问的体系来讲的。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也是说国学是我们现代人研究过去中国历史材料的一个系统,这样的讲法就是以国学为一个研究的系统。顾颉刚还说:“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这个科学就是一个研究的系统概念。毛子水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回顾这段整理国故的历史,表扬胡适为北大国学门刊物《国学季刊》所写的《发刊宣言》,认为民国十二年(1923年)以后,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一点成绩,是与胡适的这篇文章有一定关系。他所说的“国内的国学之所以有成绩”这句话中的“国学”,不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学,而是指“国学的研究”这个体系。所以这第三个意义的国学就是指国学研究。

另外,就外延来讲,因为国学同时已经开始作为一个学科的意义出现,在1920年北大成立国学研究所的时候,开始招收研究生。北大国学研究所筹备时的《研究所简章》为国学门所规定的范围,已规定了国学作为的范围,就是“凡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之一种专门知识者属之”。这是确定国学的范围,即国学不仅仅指文学,也不是仅仅指历史或哲学,只要是研究其中之一种,都属于国学的范围。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研究院章程》也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


国学研究的发展和国学大师


从晚清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成立,国学研究在近代的衍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学问方法上延续了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在观念上导入一些近代的文化意识。如按照古人的传统观点,经学是最重要的,但清代的学术观念已经开始慢慢变化,到了晚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国学研究作为一个研究体系一方面继承了清代的考证学、训诂学作为方法,另一方面就研究意识来看,已经具有了近代观念,认为经学和子学是平等的。他们的研究不再突出“经”,而比较强调“子”,并且在“子”里面对孔子也有所批评(当然他们后来有些变化,比如章太炎早年“订孔”,对孔子有责难,但晚年又收回了。)。这些都体现了近代文化的意识,即,把经学的地位降低,把孔子的地位拉平。这是从晚清开始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国学作为研究体系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对后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现代人一提起国学,想到的就是考据学、训诂学等“小学”,其实这只是国学在近代的第一阶段的一些特征。

第二阶段以北京大学国学所为中心。不过,如果不从阶段,而从典范的意义上来说,则太炎门人的治学仍多笼罩在章太炎之下,这个阶段和北京大学国学所真正新的典范可以说是以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为特色的。这些当然都与北京大学有关。在新文化运动倡扬“科学与民主”的影响下,不仅胡适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意义,其他人(如毛子水)也都非常重视科学方法。这个时期提倡的所谓“科学方法”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考据学、训诂学方法其实是有所不同的。虽然胡适常说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当中有一些科学的方法,但总体来讲,他所讲的科学方法不即是清朝人的那种训诂学、考据学,而是有了一些新的分析和处理方法,特别是由西方学术而来的一些方法如实验主义、实证方法。除了科学的方法之外,疑古、辨伪的意识是这一阶段的国学研究,特别是胡适、顾颉刚研究的一个特点。疑古思潮与当时整个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怀疑有关,人们对中国古史、经书、史料提出许多怀疑,这种怀疑也开发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这是作为研究体系的国学在这一阶段的特点。

第三阶段就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借用一个较有争议的概念就是“汉学化的国学”。这里的“汉学”不是胡适继承章太炎而主张的清代汉学,而是世界汉学(及东方学中的中国部分)。汉学化的国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世界化的,跟世界学术的中国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例如王国维所实践、由陈寅恪提出的大家熟知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三种方法,这些方法可以说都是与当时法国和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的研究的方法是一致的。所以,像清华国学院陈寅恪所注重的是,清华国学院不仅在宗旨而且在实践上强调的也是,如何利用东方的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新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因为当时的欧洲人和日本人都用了这种方法对中国的古学做了新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国学研究在近代的衍进离不开国学名家与大师的推进,简要谈一下这三个阶段的国学大师。

如前述近代国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考证学、训诂学加近代意识,这一阶段的国学家以章太炎为代表,他不仅主张革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的学术主张和学术研究在当时是代表着与前代不同的新的研究。

第二阶段,即北大从1913年开始到1920年的主流研究,这个时期主导整个北大文科的是太炎门人,故代表这个时代的国学学者是太炎门人。就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文化运动的意义上来讲,胡适是这个运动的推动者,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但是就北大的国学研究所来讲,胡适并不是主导者,主导者是太炎门人。所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于1922年成立的时候,由沈兼士做主任,人员基本上是以太炎门人为主体。太炎门人比起章太炎,有他们进步的一面,比如他们同意对白话文运动的推广,这与新文化运动是合拍的;他们对民俗文化也颇重视,这也是与新文化运动能够合流的。但总体来讲,他们的国学研究方法受章太炎突出考据学治学方法的笼罩比较严重,所以说,他们还没有像第三阶段清华国学院大师那样把世界学术新的东西引进来。

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他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研究。国学研究不是关起门来研究就能发展的,而要充分了解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方法、成就、动向。

陈寅恪到清华的时候,他的视野、观念和方法跟王国维是一致的,受世界汉学、东方学的影响尤为突出。他跟王国维之间特别能够交心,除了社会、文化方面的共识之外,学术发展的眼界和方法的共识也应是重要原因。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时只有他才代替了王国维的角色,成为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共同认可的最高水平的新国学研究者。所以,虽然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后出,但他的研究方法、路子与王国维是一致的。这个路子就是,它始终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连接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

所以,清华国学院的学术始终是一个开放的研究视野,它不是排斥汉学、排斥外国学者研究、自说自话,而是要在整个世界的学术社群里面建立它的学术地位。有学者用“汉学化的国学”来描述清华国学院的学术,这里的汉学不是清代的汉学,而是指国际的汉学;这个讲法虽然不见得恰当,但是它体现了当时清华国学院的一个特点,体现出他们的学术视野是世界性的。

(文章来源:《人民政协报》2016年5月30 日,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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