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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悦笛:“救亡压倒启蒙”,本无可争议
    2017-10-06 09:49:20   阅读(458)

作者按:至今,大家更多关注当年不恰当标题:启蒙与救亡”到底是谁发明的?到底是中国思想家李泽厚,还是海外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既然“发明权”这一提法是我“发明”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就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一下,以使这件思想史公案能有定论,抑或它根本不能成其为公案。


“启蒙与救亡”恐难成“公案”


2009年9月16日,笔者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启蒙与救亡”的发明权:归李泽厚,还是舒衡哲?》的文章。时隔八年了,还不时有师友提及“发明权”一事,更有不少文章引述。我的本意,开篇第一句就说得很清楚——“启蒙与救亡的变奏,所言说的本是中国近代史的内在发展逻辑,同时它亦成为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该学说的发明权之争其实并不重要,而关键在于哪种理论对历史和现实更有阐释力”!


我的结论便是,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更有历史阐释力,曾给出的结论如下:“其一,李泽厚明确提出了‘压倒说’,从他早年认定‘反帝’就是近代史首要命题始,就已经明确认定了救亡压倒了启蒙;其二,李泽厚试图将这种 ‘压倒说’贯穿到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阐释当中,而显然舒衡哲没有如此恢弘的视角和阐释的野心。” 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逻辑,就是李泽厚最早揭示出来的。换个说法,救亡压倒启蒙就是“反帝”压倒了“反封”,李泽厚在发表于《历史研究》1979年第6期的文章《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就论证过:“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首要命题”,反帝压倒反封,才是“救亡压倒启蒙说”的雏形。在当时的条件下,启蒙与救亡的实质,给出的乃是两难选择——国家富强与个人自由,何者更重要?因为启蒙就要求自由,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但国富却并不等于民强。


然而,事与愿违,大家却更多关注这个不恰当标题:“启蒙与救亡”到底是谁发明的?到底是中国思想家李泽厚,还是海外汉学家舒衡哲(Vera Schwarcz)?既然“发明权”这一提法是我“发明”的,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就有责任站出来澄清一下,以使这件思想史公案能有定论,抑或它根本不能成其为公案。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最早提出


2010年李泽厚先生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谈话录里,就有一章讲“压倒说”。最早见于他1979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而非大家以为的1987年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例如,上面提到的《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论纲》,就有多处讲到:

《革命军》正如它的作者的短促年华一样,……很快也就消失在这长夜难明云压天低的封建暗空中。……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很快就把它们吞噬掉了。……如果说,邹容《革命军》的基调是反封建,那么,同样受到狂热欢迎的陈天华的作品——《猛回头》《警世钟》《狮子吼》等基调则是反帝(当然这种比较均系相对而言,下同);如果说,前者着重宣讲的是为民主自由而革命,那么后者着重宣讲的是为爱国、救国而革命;如果说,前者更多突出的是民主革命的一般原理,那么后者更多突出的则是当前的危亡局势……如此急迫痛切的国家种族的危亡感,如此愤激慷慨的救亡呼声……反帝是中国近代一个基本命题。(该文第二节之“邹容和陈天华”部分)


不仅革命派,当年改良派的讲民权(如谭嗣同)、自由(如严复),也都是为了“救亡”,即为了反侵略争独立而提出的手段和方案(详见各文),反帝救国成了整个中国近代思想的压倒一切的首要课题。(该文第三节脚注)


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在强邻四逼外侮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由爱国而革命这条道路又为后来好几代人所反复不断地在走,又特别是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重点系原有——引者注),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该文第三节)


其实,《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全书许多篇和“后记”都贯串着救亡压倒启蒙这条线索,读者自行查阅即可。这些都证明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逻辑在李泽厚那里,起码在1979年就公开发表了,而舒衡哲写信给李泽厚并两次见面讨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则是1981年。李以后自己也说“‘救亡压倒启蒙’,大家都以为是《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提出来的,后来又受到最多的批判,其实是《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提出来的,……我已经提出了反帝救国即救亡压倒启蒙,并说救亡压倒一切。‘压倒’这两个字也有。所以我很奇怪,《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那篇文章为什么影响会那么大,其实我早就明确说了这个思想。我自己重视的,倒是那本书里的其他一些文章,如《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略论现代新儒家》等……可能还是现实需要的原因吧”。(《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7—38页)


或然性判断并不准确


一些学人只看到和重视“救亡压倒启蒙”这六个字,然而更重要的乃是这个思想。其实那篇《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首刊于1986年8月《走向未来》创刊号,并沒有这六个字,收入1986年12月三联版《走我自己的路》一书也没有,直到1987年6月出版《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为与全书一致,才加上这六个字作为小标题。显然,李并不特別重视这六个字,而是重视“双重变奏”


据李泽厚的回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这篇文章是1985年8月在庐山开完中国哲学史会议回来就写成的。本来该文是应《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之约,为纪念“文革”结束十周年而作,但交出后被压了好久,该刊仍未敢刊用,后来才给了刚创刊的民间刊物《走向未来》,被放在重要位置上。


对于这场“论争”,我曾给出了两个判断,必然性的判断乃是“变奏说”与“压倒说”,无疑都是来自李泽厚,舒衡哲所论的则是“启蒙与救国”之关联。关键是我给出的那个或然性判断——“非常可能的是,这个说法本来在李泽厚和舒衡哲的内心都是一个 ‘模糊的共识’,在他们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见面的时候,启蒙与救亡的说法被相互激发了出来。” 如今根据史实,应该说这个判断(“相互激发了出来”)并不准确,不能成立。因如前所述,李这一思想早已成熟并公开发表。的确,舒衡哲发表于1984年海外期刊《理论与社会》上的 《长城的诅咒:现代中国的启蒙问题》一文,在1985年12月16日送给了李泽厚看,但是并不能由此认定李泽厚受其影响。假定李真是借鉴或抄袭了别人,又何必将对自己不利的材料送与我呢?而且12月看了,马上就能写成和交出那么大一篇文章……所有这些,于情于理,都说不通。事实是李看舒文时,自己的文章早已写就并已交出,这是有材料可查证的。所以我那篇文章的时间考证是错误的。


涉及这个所谓“发明权”,最早几位似是王若水、林毓生、杜维明诸先生,王提及舒衡哲信件,但未引用信件原文,也未作任何具体说明,林、杜并未提发明权问题,只排列了名次,但未注明任何出处,大概是依据舒书和李文的发表时日?林甚至未提舒衡哲姓名。据李泽厚说,舒衡哲和她的北京好友与李后来仍有多次联系,但从未向他提过此事。雷颐先生当年也曾追问我为何不标明出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确是道听途说,凭空推测,沒仔细查索,犯了考证的大忌,是个学术规范问题。我应予检讨,并向读者和李泽厚先生、舒衡哲先生致歉。


重温的价值


遥想当年,“救亡压倒启蒙”说提出时,反传统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巨大,一时成为思想主流,但至今仍被误解多多。所以,如今重温李泽厚先生《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的价值就在于:


首先,李文所论“救亡压倒启蒙”实为一种历史描述,而非价值判断,但许多论者更多视之为一种价值判断。


其次,五四并不是(很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救亡压倒启蒙”,启蒙与救亡在五四时期并行不悖且相得益彰,此后启蒙才被救亡所压倒。李文第一节内容和标题便是“启蒙与救亡的相互促进”。


再次,李文延续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之分,认定“启蒙性”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便与“救亡性”反帝政治运动合流了,这就不同于也优越于所谓“大五四”与“小五四”的新近提法。


第四,李文从“救亡—战争—革命”现实角度,阐明了后来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因,亦可参见李泽厚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香港明报出版社2006年版)。


最后,李文从社会体制结构与文化心理结构来论证“转换性创造”,这种以儒家为主体的返本开新才是指向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


2015年,有学者在《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一文中认为压倒启蒙的并非救亡,应为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其中的内在逻辑应该是:一面是“小五四——爱国进步——民族主义”,另一面是“大五四——科学民主——自由主义”。尽管内在进行了概念偷换,又或者只是其一家之言,但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民族主义压倒自由主义,不还是救亡压倒启蒙吗?现如今,救亡图存业已远去,然而,启蒙之事业未竞,它仍是国人所直面的真实历史境遇也!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7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转载自社会科学报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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