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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偲|《春秋》:寓褒贬 彰善恶 乱臣贼子惧
    2017-08-13 11:27:36   阅读(1367)

导读


孟子提出“《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给予孔子作《春秋》以极高的评价。《春秋》寓褒贬,彰善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整个天下风俗向积极的方向转变。


孟子在道统的传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圣王,效法先师仲尼,立足于所处的时代,提出了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命题。


就《春秋》一经来说,他较早地对孔子作《春秋》的创作原因、旨趣、特点进行了探究。


他给予孔子作《春秋》以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足以与大禹治水、周公驱除夷狄猛兽相媲美的伟大事业。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涉及到《春秋》学成立基础的命题。


围绕着这一命题,后世学者和政治家基于不同的立场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有些侧重于历史的角度,有些则更加注重于政治性的理解。(本文主要分析这一命题的历史意义,其政治内涵将在下一篇详细展开)


对于“《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不少学者从《春秋》一书中谨严的笔法入手,强调历史书写对于政治行为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实际上,对于《春秋》一书,孔子亲自操刀,毫不避讳地进行笔削和创作,其间即使像子游、子夏这种孔门文学佼佼者也提不出一点意见,后世学者据此认为在《春秋》中寄寓着“微言大义”


晋代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一文中提到孔子面临着沧海横流的乱局,以斯文自任,当仁不让地作《春秋》一书,书中“一字之褒,宠踰花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


显然,他更多地强调作为历史载体的史书的批判作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倾向于认为《春秋》的惩劝之义不过是如左丘明以史纪实,“用使善恶毕彰,真伪尽露”而已。


他认为,《春秋》之书本以褒贬为主,史臣于记载应当“各怀直笔”、“有犯必死”,史家应向春秋时期晋国的董狐、齐国的太史兄弟那样借助于对真实的历史忠实记载使“乱臣贼子”们惧怕。


文天祥所作《正气歌》中在论证“天地有正气”时,曾以“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正面例证。


晋国上卿赵盾,在晋灵公被弑时,没有有效加以阻止;在返回国内后也没有追究赵穿等凶手的责任。


晋国史臣董狐据此认为赵盾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谓:“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所以董狐在史书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


董狐敢于触权臣赵盾之逆鳞,使赵盾无法摆脱弑君的嫌疑,这种行为得到了孔子的称赞,称之为“书法不隐”


在齐国权臣崔杼弑齐庄公之后,齐国的太史不畏强御,在史书上写到:“崔杼弑君。”崔杼大怒,杀掉了太史。


随后太史的弟弟继任太史,继续写到:“崔杼弑君。”崔杼又杀掉了他。


但继任的太史,依然不改书法,崔杼无奈之下,只得放弃。


太史兄弟几人更是用生命来实践史家秉笔直书的责任,真正做到了刘知几所谓的“烈士殉名,壮夫重节,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史官的这种对历史的尊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带动整个天下风俗向积极的方面转变。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说:“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指东汉,其都城洛阳位于西汉都城长安之东)者”。


具体表现是,在汉末桓(帝)灵(帝)之际,昏君在位,宫中有心术不正的宦官,朝廷上有趋炎附势的乱臣,党锢之祸迭兴,李膺等正直之士受到打压禁锢,即使是普通人也能感受到天下无道以及国家即将分崩离析。


但天下枭雄却畏惧于普通人对于其名节上的非议,一直敛声息语,不敢起来搅混水,起来取而代之,东汉因此多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统治。


流风之下,即使枭雄如曹操也不敢名正言顺的篡汉,不敢做推翻前朝的“周武王”,只愿做商朝的“忠臣”“周文王”。

(本文为腾讯儒学独家原创稿件,转自腾讯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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