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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红雷|“仁义礼智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2017-08-13 11:16:41   阅读(1367)

【摘要】“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性符号。其中所包含的“立己立人”的仁道思想、“公正合宜”的道义思想、“有礼则安”的明礼思想、“尊德问学”的明智思想、“忠信为宝”的诚信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儒家;仁义礼智信;道德教化

【作者】黎红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齐鲁学刊》(曲阜)2015年第5期,第5-12页。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基本的道德条目。在《论语》中,“仁”有109见,“义”有24见,“礼”有75见,“知”有116见(其中读去声,可解为“智”的26见),“信”则有38见[1]。孟子第一次将“仁义礼智”相提并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2](《孟子·告子上》)汉儒则在孟子“仁义礼智”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信”字,称之为“五常”。董仲舒认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3](《董仲舒传》)班固进一步论述道:“五性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4](《性情》)从此,“仁义礼智信”五常被确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行为规范。作为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性符号,“仁义礼智信”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立己立人:仁道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是孔子的原创性概念,是儒学最核心的范畴。儒家的仁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的道德伦理,是一个人如何做人、如何待人、如何成人的道理,即所谓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2](《孟子·尽心下》)。孔子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论语·雍也》)作为一个具有道德自觉的仁者,一方面要“立己”,主动地按照仁道的要求来修养自己,不断地自我完善;另一方面要“立人”,积极地按照仁道的要求去关爱他人,与人友好相处;而无论是“立己”还是“立人”,都要遵守基本的道德底线,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就是儒家仁道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为仁由己,自我完善”。据《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里的“为仁由己”,体现了人的道德主体意识。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2](《论语·卫灵公》),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个具有道德主体性的“君子”,总是要求自己而体谅他人。如孟子所说:你爱护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之心是否还不够深厚;你管理别人却不能够管理好,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管理才智是否还不够充足;你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回答,那就应反问自己的恭敬之心是否还不够真诚。总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2](《孟子·离娄上》)。这里的“克己复礼”则体现了人的道德自律意识。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论语·里仁》),在人际交往过程中,一个具有道德自觉性的“君子”,总是不断反省而自我完善。如孔子所说“君子有九思”: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脸上的颜色,考虑是否温和;容貌态度,考虑是否庄重;说话的言语,考虑是否忠诚老实;对待工作,考虑是否严肃认真;遇到问题,考虑怎样请教别人;将要发怒,考虑有什么后患;看见可得的,考虑自己该不该得[2](《论语·季氏》)。在当代道德建设中,我们应该大力提倡道德的主体性。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都应该担负起自己应有的社会责任。既然我们都希望生活在安定和睦文明有序的社会,那就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我们还要高度重视道德的自律性。每个人都应该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不健康的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积极弘扬“正能量”。当然,制止当前社会严重的道德滑坡,没有包括道德教化、舆论褒贬乃至社会规范在内的“他律”手段是不可能奏效的,但是,对于道德建设来说,“他律”毕竟只是过程和手段,“自律”才是结果和目的。就此而言,儒家“为仁由己,自我完善”的进路,可以说是抓住了根本。


关于“仁者爱人,相互关爱”。据《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仁,亲也,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古文仁或从尸。”《郭店楚简》出土的先秦儒家经典中,凡是“仁”的地方,都书写为上“身”下“心”,强调的是“立己”即身心自我完善的一面。而汉代以后,更突出其“立人”即己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一面,如徐铉所说“仁者兼爱,故从二”。其实,在儒家看来,“立己”与“立人”,“自我完善”与“相互关爱”之间,并不是彼此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孟子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2](《孟子·离娄下》)君子通过自我修养,提升德性,把仁和礼保存在心中,就必然外化为关爱别人和尊敬别人的行为举止。关爱别人的人,就永远得到别人的关爱;尊敬别人的人,也永远得到别人的尊敬。在孟子看来,关爱别人是君子仁人自觉遵循的“道德命令”,是将他人作为自己的同类而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而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2](《孟子·离娄下》)由此看来,儒家的仁道本质上就是“人道”,把人当人看,尊重他的人格,同情他的人性,关爱他的生命,如果缺少对人格、生命和人性的尊重、同情与关怀,那就叫做“麻木不仁”。在当代道德建设中,我们就是要大力弘扬这种“人道”精神,尊重他人,同情他人,关爱他人;同时也得到他人的尊重、同情和关爱。即使自己的爱心一时得不到他人相应的回报,发生误解、矛盾乃至冲突,也不必气馁,更不应随波逐流、自甘堕落。因为就人类总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同情与合作,比起误解、矛盾乃至冲突,具有更高的永恒的价值。“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关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据《论语·颜渊》记载:“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当代人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有不少误解。有人从中解读出“极端个人主义”。其实这句话的前提是“问仁”,仁道的本质是正确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己不愿意别人施加给自己的东西,自己也不要施加给别人,正体现出自己对于他人的尊重,这怎么可能是“极端个人主义”呢?又有人从中解读出 “专制主义”。其实这句话的另一个前提是“恕道”,“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2](《论语·卫灵公》)所谓“恕”,就是宽恕、宽容、宽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又怎么可能走向“专制主义”呢?还有人从中推导出“反命题”——“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其实二者并不是逻辑上等值的命题,从前者不能推导出后者,从后者也不能推导出前者。当然,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消极行为命题相对应,儒家确实还有一个积极行为命题,这就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这里所说的只是“立己”和“立人”、“达己”与“达人”之间的关系,自己要站得住也要让别人站得住,自己要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其中丝毫也没有强加于人的意思。总之,“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原则,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说:“在许多由人们思考出来的道德原理和训诫中,这个素朴的通俗的原理是最好的、最真实的,同时也是最明显而且最有说服力的,因为这个原理诉诸人心,因为它使自己对于幸福的追求服从良心的指示。”[5](P577-578)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大会签署的《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支持。”[6]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孔子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超越时空,成为当今世界全人类共同遵守的“底线伦理”,也是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认真吸收的宝贵资源。


二、公正合宜:道义思想的现代价值


“义”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指的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行动。《礼记·中庸》:“义者,宜也。”刘熙《释名》:“义者,宜也,制裁事物使合宜也。”孔子主张:“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2](《论语·里仁》)孟子提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2](《孟子·离娄下》)他们都把“义”作为判断一个人的思想、言论、行为是否公正合宜的唯一标准。要做到公正合宜,在个人操守上就要做到恪守道义,保持节操,如孟子所言:“配义与道,无是馁也”[2](《孟子·公孙丑上》);在与人交往中就要公平正义,恰当适宜,如孔子所言:“以直报怨,以德报德”[2](《论语·宪问》);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就要做到取之有义,先义后利,如荀子所言:“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7](《荣辱》)。这些,就是儒家道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恪守道义,保持节操”。儒家认为,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道德正义感。因此,具有道德自觉性的“君子”,总是始终恪守社会的道义,保持个人的节操。孟子主张“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他看来,那浩然之气,最宏大最刚强,用道义去培养它而不用邪恶去伤害它,就可以使它充满天地之间无所不在。那浩然之气,必须与仁义和道德相配合辅助,不这样做,那么浩然之气就会像人得不到食物一样疲软衰竭。浩然之气是由道义在内心长期积累而形成的,而不是通过偶然的行为来获取的。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不能心安理得的地方,则浩然之气就会衰竭。所以,孟子反对把道义看成是心外之物,一定要在心中始终恪守道义而不能中断。孟子又指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孟子·告子上》)孟子拿熊掌和鱼打比方,就像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一样,道义的价值也高于生命。生命是人们所拥有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那就是道义,所以人们就不愿意苟且偷生;死亡是人们所厌恶的,但是还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那就是违背道义,所以人们就不会因为厌恶死亡而逃避某些祸患。孟子进一步论证,在人们心中确实有比生命更使人想拥有的东西,也确实有比死亡更使人厌恶的东西。这种心理并不只是贤人才有,而是人人都有的。比如,一篮子饭,一碗汤,吃了便可以活下去,不吃就要饿死。如果吆喝着给人吃,过路的人虽然饿着肚子也不会接受;如果用脚踩踏后再给人吃,就是乞丐也不屑于接受。“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道义节操的心 理基础。当今社会道德滑坡,许多腐败堕落现象的产生,究其原因,与当事人内心丧失起码的道德正义感,不把道义节操当回事,不辨“道义”与“不义”,有莫大的关系。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就是要重新唤起人们内在的“羞恶之心”,以提升对道义的自觉,辨别荣辱,厘清善恶,明确是非,让广大公民特别是党员干部通过道德修养,升华道德境界,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种追求崇高道义的风气。


关于“公平正义,恰当适宜”。儒家所说的“义”,不仅指公平正义,而且指恰当适宜,所谓“义者,宜也”。公平正义与恰当适宜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 。公平正义就是恰当适宜,恰当适宜就是公平正义。在这方面,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就是典型的例子。据《论语·宪问》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用恩惠回报别人的仇怨,那又用什么来报答别人的恩惠呢?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不公,对坏人的纵容就是对好人的犯罪。因此,孔子并不赞成“以德报怨”,而是提倡“以直报怨”。这里的“直”,指的是正直。所谓“以直报怨”,就是用公正的、合理的、适宜的行为,正确应对有负于自己的人和事。也就是说,讲道德要有一个公正合宜的标准,既不能冤冤相报,也不能姑息养奸。所谓“以德报怨”,虽然听起来很“高尚”,且在当事人愿意而不违背社会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也不是不可以实行,但对于一般人来说,实在是难以企及的理想境界。而从总体上看,“以德报怨”实际上是一种不分是非、不讲原则的道德要求,是违背“公正合宜”这一根本道义精神的。《礼记·表记》:“义者,天下之制也。”作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无论何人何事、何时何地,都必须严格遵循,而不能因为牵涉到自己就放弃退让。孔子十分反感那些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称之为“乡愿”,说“乡愿,德之贼也”。所谓“乡愿”,指貌似忠厚老实,讨人喜欢,实际上却不讲原则、不能明辨是非的人。孔子认为,这种所谓的“老好人”,正是败坏道德的老贼。当代道德建设,不仅在个人修养上要坚守道义节操的底线,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坚守道义原则的底线。我们提倡“以直报怨”,对于那些有负于自己同时也是有损于社会的人和事,要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原则,进行严肃的道德批评和教育,必要时还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以公正的法治来解决不公正的问题,以扬善弃恶,扶正祛邪,净化社会的风气,提高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关于“取之有义,先义后利”。当代人对儒家的义利观有诸多误解。其实,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谋利,而是主张谋利的行为必须符合道义的要求。孔子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2](《论语·里仁》)这就是后世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最早出处。追求富足与尊贵,这是人人都有的欲望,这里并没有“君子”“小人”之分。而道德意义上的“君子”与“小人”,其区别则在于,前者心中拥有道义的准绳,因而不符合道义而得到的利益,就不会去占有它。如孟子所言:“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2](《孟子·万章上》)反过来说,如果符合道义,则应该“义”不容辞,这就是所谓“取之有义”。在儒家看来,究竟是“取之有义”还是“取之有利”,二者的境界和结果都有天壤之别。荀子指出:“保利弃义,谓之至贼。”[7](《修身》)在他看来,把道义放在利益的前面是光荣的,把利益放在道义的前面是可耻的;光荣的人经常通达,耻辱的人经常困穷;通达的人可以制约他人,困穷的人则经常被他人所制约。当代的市场经济,为人们的谋利行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道义经济,一个把个人私利放在公众道义前面的人,不但不能通达,而且最终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儒家的“义利观”,一方面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放手让民众谋利,官府不与民争利,这一点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是兼容的;另一方面主张“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这一点则是对市场经济的补充与完善;而孔子提出“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2](《论语·宪问》),这一点更是对“经济人”弊病的克服与救济。人不仅是经济的动物,也是道德的动物。只有将谋取利益的经济冲动与恪守道义的道德自觉结合起来,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人生才能富足而尊严,光荣而精彩!


三、有礼则安:明礼思想的现代价值


“礼”是人际交往中的道德行为规范。《礼记·曲礼上》:“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在儒家看来,道德仁义没有礼就不能成就,教育人民没有礼就不能完备,论辩争执没有礼就不能解决,人际关系没有礼就不能确定,游学拜师没有礼就不能融洽,治国理政没有礼就不能树立威严,祭祀仪式没有礼就不能体现虔诚和庄重,“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所谓“明礼”,一是明礼之仪,学礼以立,使自己教养有素,处事有节;二是明礼之义,恭敬辞让,尊重他人并获得他人的尊重;三是明礼之用,以和为贵,建立协调的人际关系。这些,就是儒家明礼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于“明礼之仪,学礼以立”。礼仪是人们在生活和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仪式和程序。关于礼仪的起源,儒家经典《礼记》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礼起源于社会的风俗习惯,一说礼来自社会管理者的有意制定。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礼仪正是在社会风俗习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相对固定的仪式与规范的。史称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华礼乐文明制度的奠基者。孔子将礼仪的学习与践行作为道德训练的切入点,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论语·泰伯》),认为学礼知礼践礼乃是一个人形成独立人格并进而自立于社会的必要条件,“不学礼,无以立”。荀子则将“礼”作为学习的最终内容和道德的最高境界,“故学至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7](《劝学》)。必须指出的是,古代社会的“礼”,包含了政治制度与道德规范两个层面;在当代社会,作为政治制度层面的“礼制”已经消退,而作为道德规范层面的“礼仪”,对于规范人们行为,沟通人际交往,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却依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当代道德建设的任务之一,就是吸收传统礼仪的精华,因应时代变化的需求,构建一套适应现代人际交往所需要的礼仪规范。一方面,对体现族群生活方式和民间风俗习惯的传统礼仪,包括婚丧嫁娶、祭祀祖先等日常生活礼仪,以及诸如春节、元宵、中秋、重阳等节庆礼仪,我们要予以充分尊重,积极引导;另一方面,对体现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的现代礼仪规范,包括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我们则要积极探索,不断完善。礼仪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也是一个国家文明的标志,既代表着“人格”,也代表着“国格”。目前社会道德滑坡,礼仪失范,实在是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亵渎。《礼记·曲礼上》:“礼者不可不学也。”我们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礼仪的养成教育,作为道德建设的“抓手”,以形成人人彬彬有礼、社会文明优雅的良好氛围,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愉悦与顺畅,社会多一些有序与文明。


关于“明礼之义,辞让恭敬”。儒家尽管主张通过学习礼仪而自立于社会,但更强调通过把握礼义而形成道德的自觉。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论语·阳货》)显然,孔子更看重的是礼乐仪式背后的精神内涵。“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2](《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仁道才是礼乐的基础,辞让才是礼仪的实质。“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2](《论语·里仁》)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此解释道:“‘让’者,礼之实;‘礼’者,让之文。先王虑民有争也,故制为礼以治之。礼者,所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气,使之成就于中和也。”孟子明确将辞让恭敬作为根植于人内心的种子:“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也”。在这里,“辞让之心”与 “恭敬之心”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管子·五辅篇》:“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人们通过学习礼仪把握礼义,内心具有尊重他人的恭敬之心,对外就会表现为尊让他人的谦逊之举。儒家十分强调“敬”的意义。“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2](《论语·为政》)这里说的是对父母之“敬”:如果没有对父母的敬爱之心,那么养活父母跟养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孟子说:“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拘。”[2](《孟子·尽心上》)这里说的是对所有人的“敬”:养而不爱如养猪,爱而不敬如养狗;恭敬之心是在送出礼物之前就有了的,徒具形式的恭敬并不可取。“孝”是当代中国依然留存的传统美德之一,我们要以此为起点,从孝养父母而孝敬父母,从尊敬自己的父母而尊敬他人的父母,从尊敬老年人而尊重天底下所有的人,从尊重他人而获得他人的尊重,从相互尊重而相互尊让,从相互尊让而形成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社会秩序。


关于“明礼之用,以和为贵”。礼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其功能在于促使人们和谐相处,促进社会和睦安定。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2](《论语·学而》)这里的“以和为贵”,肯定了和谐在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中的价值。荀子指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7](《王制》)和衷共济就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就力量增大,力量增大就组织强盛,组织强盛就能战胜万物了。这里的“以礼节之”,则强调坚持原则,不要为和而和。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这里的“和” 指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同”是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东西。在儒家看来,“和而不同”是宇宙的自然状态,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北宋思想家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8](《太和篇》)在他看来,有现象就会有对立面,有对立面就会有相反的行为表现,有相反的行为表现就会产生双方的矛盾,双方的矛盾必然通过和谐共存的方式而得到解决。如何处理人类社会的矛盾冲突?一种方式是通过斗争,矛盾双方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最终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也可能是“两败俱伤”。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协调,尊重双方的不同价值,谋求双方共同的利益,最终实现“双赢”。当代中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虽然是针对处理不同文化关系而提出的,实际上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在人际交往中,我们既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他人,接受差异,理解个性,从而使社会更加和谐安定,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


四、尊德问学:明智思想的现代价值


“智”是儒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德目之一。《中庸》指出:“知(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到底什么是“智”?历来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中庸》本身的 “尊德问学”三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其实就是对儒家明智思想的最好诠释。“尊德性而道问学”,就是要好学求知,明辨是非,即《中庸》所谓“好学近乎知”,孔子所谓“知者不惑”,孟子所谓“是非之心,智也”。“致广大而尽精微”,就是要慎微慎独,积善成德,即《中庸》所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荀子所谓“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要合乎中庸,德行有度,即孔子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以上,就是儒家明智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于“好学求知,明辨是非”。儒家十分重视学习。《论语》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荀子》首篇就是《劝学》“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孟子·公孙丑上》也有“学不厌,智也”,《中庸》则认为“好学近乎知”,如此等等。但是,对于“学”的内容,儒家的理解却与今人有所不同。《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依此,儒家所说的学习,不仅指读书,而且包含实践。读书是学习,实践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儒家所说的知识,不仅指文化知识,而且包括道德知识。文化是知识,道德也是知识,而且是更根本的知识——后者与其称之为“知识”,毋宁称之为“智慧”,更准确地说,是“道德智慧”。孟子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2](《孟子·离娄上》)所谓“智”,就是认识道德、实践道德、始终不背离道德的精神。孔子指出:“知者不惑”,孟子指出:“是非之心,智也”。只有通过学习,激发道德的自觉性,增强道德的实践性,提高道德的识别力,才能明辨是非,做一个真正的“智者”。就此而言,《中庸》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尊德”与“问学”本质上是一回事,“尊德”就要“问学”,“问学”就要“尊德”。当代社会,“德育”与“智育”相并举,实际上是“德”与“智”相分离。人们误以为“知”就是知识,而且仅仅指文化的知识;“智”就是智力,而不是道德的智慧。这样,“道德”与“知识”、“尊德”与“问学”、“做人”与“做事”就被截然区分开来,从而造成了一种人格的分裂。于是,我们看到,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了,道德水准却大幅下降了。一些人学历不可谓不高,能力不可谓不强,却鲜廉寡耻,腐败堕落,当时自认为很聪明,可以瞒天过海,最终却身败名裂,证明还是蠢人一个。这就警示我们,知识不等于智慧,更不等于“道德智慧”;学习知识,明白事理,明辨是非,坚守道德的底线,追求道德的理想,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关于“慎微慎独,积善成德”。《中庸》提出“致广大而尽精微”,强调通过尊德问学,而达到既宽广博大又精微详尽的道德境界。在这里,“广大”与“精微”是相辅相成的,“精微”是“广大”的基础,“广大”是“精微”的结果。从道德修养的角度,儒家更重视 “尽精微”。从道德修养的主体来看,“尽精微”就是“慎独”。《礼记·礼器》指出:“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指人们在独自活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凭着内在的道德理性,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而自觉行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2](《中庸》),世界上再隐秘的事情,也没有不被发现的;再细微的事情,也没有不被显露的。所以,一个具有自觉性的道德主体,即使在个人独处的情况下,也要谨言慎行,不要因为别人看不到而放松要求,也不要因为是细小的事情而不拘小节。从道德修养的过程来看,“尽精微”就是“慎微”。西汉陆贾《新语》有《慎微》篇,指出:“建大功于天下者,必先修于闺门之内,垂大名于万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东汉王符《潜夫论》也有《慎微》篇,指出:“凡山陵之高,非削成而崛起也,必步增而稍上焉。川谷之卑,非截断而颠陷也,必陂池而稍下焉。是故积上不止,必致嵩山之高;积下不已,必极黄泉之深。非独山川也,人行亦然。”所谓“慎微”,就是强调道德修养要从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正如荀子所言:“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圣心备焉。”[7](《劝学》)只有积土成山,风雨才能从那里兴起;只有积水成渊,蛟龙才能在那里生长;只有积善成德,人们才能由此而达到最高的智慧。当代社会,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诱惑,互联网则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一个似乎可以为所欲为的“虚拟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我们发扬“慎微慎独,积善成德”的精神,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洁身自好,防微杜渐,积小善为大善,避小恶而防大恶,坚守社会的道德底线,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


关于“合乎中庸,德行有度”。“中庸”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中的道德条目不少,为什么孔子偏偏拈出“中庸”作为“至德”呢?笔者以为这同儒家伦理道德的特性有关。儒家伦理本质上是“美德伦理”,强调的是伦理道德的主体性和实践性。由此,道德主体在实践过程中的行为选择是否适度,就成为决定其道德行为是否有效的关键。“中庸”的本质就是合适,即《中庸》所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中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的不仅是高明的道德境界,更是合乎中庸的道德行为。例如:“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2](《论语·雍也》)这里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是一种“高大上”的道德理想,但又是一种极难做到的道德行为。孔子的仁德立足于“常人”而不是“圣人”,是“平易实”而不是“高大上”,所以才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让普通人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儒家所主张的道德,不仅是一种合乎中庸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德行有度的智慧。再如:“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2](《论语·雍也》)这里宰我的提问,实际上是对孔子仁道思想的过度诠释。孔子确实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但从来就不主张毫无意义的“献身”。君子可以被摧折却不可以被陷害,可以被欺骗却不可以被愚弄,这正是“知者不惑”的体现。道德是社会全体成员都认可、接受并愿意实践的行为。我们的道德建设,应该着眼于社会大众的道德行为,而不能变成空谈理想的道德说教。我们需要远大的道德理想,更需要适应现实需要的良俗美德。为此,就要将理想与现实、教化与行为、“高大上”与 “平易实”结合起来,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便于实行,从而形成一个人人向上的良好道德氛围。

 

五、忠信为宝:诚信思想的现代价值


“诚”是儒家道德的重要范畴。孔子认为君子应当“主忠信”,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2](《孟子·离娄上》)最早将“信”与“诚”连在一起使用的是《逸周书》:“成年不尝,信诚匡助,以辅殖财。”在汉儒那里,则将“信”与“诚”的意思完全打通。《白虎通·性情》:“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一般来说,“诚”指一个人内在的真诚,“信”则指一个人外在的信用。儒家十分重视诚信的价值,即所谓“儒有不宝金石,而忠信以为宝”。在儒家看来,“诚信”不仅是个人也是国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即所谓“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达到诚信,在个人修行上就要“内诚于心,真实无欺”,即所谓“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要达到诚信,与人交往中就要“外信于人,言行一致”,即所谓“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些,就是儒家诚信思想的主要内容。


关于“诚信为本,立国立人”。儒家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个人如此,国家也同样如此。对于国家而言,“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需要有充足的粮食赋税,充分的军备武装,但这些都不是立国的根本,真正的立国之本在于民众对政府的充分信任。对于个人而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孔子看来,信誉是人的第二生命,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将无法立足于社会。政府的信用与民众个人的信誉二者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吕氏春秋·贵信》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在其作者看来,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了,那么天下百姓就归服了。与此相反,如果君臣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会安宁;做官不诚信,那么年少的就不敬畏年长的,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贱的就相互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容易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就会离散怨恨,不能相互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出来的商品就会粗劣作假。总之,从官府到民间,无不以诚信为本。当代中国,道德滑坡,诚信缺失,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全面失守。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要以政务诚信建设为先导,将“民无信不立”的传统理念现代化,着力解决腐败问题,维护司法正义,创造公平公正环境,以强化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信任。我们要以商务诚信建设为重点,将“诚招天下客,信义通四海”的传统理念制度化,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打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等不诚信经商行为,推动市场经济环境进入健康发展轨道。我们要以社会诚信建设为基础,将“讲信修睦”的传统理念具体化,加强诚信教育,弘扬诚信文化,树立诚信典型,开展诚信活动,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风尚。总之,我们要以弘扬诚信传统美德为内在要求,以守信激励和失信约束为外在机制,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


关于“内诚于心,真实无欺”。所谓“诚”,就是真诚、真实的意思。在儒家看来,这是个人内心修养的一种境界。孟子指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一个人反省自己,做到完全真诚,就会得到最大的快乐。《中庸》指出:“诚者,自成也。”真诚是自我的完善,也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一个真诚的人,能发挥自己的本性,就能进而发挥众人的本性;能发挥众人的本性,就能进而发挥万物的本性;能发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帮助天地培育生命;能帮助天 地培育生 命,就可以自立于天地之间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云:“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弄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真诚是人之为人的宝贵品质,无论是修学还是为事、自谋还是待人,都不能没有真诚。《礼记·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真诚实意就是不自欺,不欺人,亦不为人所欺。清代著名徽商胡雪岩在杭州胡庆余堂药店中,挂了一块“戒欺”的牌匾,并在跋文中写道:“凡百贸易均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不可欺。余存心救世,誓不以劣品戈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至欺予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这里所概括的修合诚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真不二价等原则,既是经营药店的商业伦理,也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准则。反观当代社会,政界中人的空话假话大话、学界中人的剽窃抄袭作伪、商界中人的假冒伪劣欺诈,究其原因,都是丧失了“真诚”这一人之为人的宝贵品质。明清之际的儒者黄宗羲指出:“诚则是人,伪则是禽兽。”真诚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之一,如果人没有真诚而欺诈作伪,那就是丧失了人性的禽兽行为。我们要通过广泛而持久的道德教育,呼唤真诚、推崇真诚、恪守真诚,保持做人的底线,从根本上堵住社会道德崩坏的缺口,使真诚成为各种善行的根源,社会文明的基石。


关于“外信于人,言行一致”。从汉字结构来看,“信”由“人”与“言”两个字组成。《春秋榖梁传·僖公二十二年》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这里,完整地阐述了儒家“言而有信”的思想。首先,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能够言语。言语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也是人之为人的外在标志。其次,言语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能够表达承诺。如果言而无信,言语再多也没有意义。最后,信誉之所以可靠,是因为符合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那么言语和信誉也就没有价值了。由此,儒家十分重视“言”与“行”的关系,就个人修养来说,是“讷于言而敏于行”;就与人交往来说,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就判断他人来说,则是“听其言而观其行”。据《论语·卫灵公》记载:“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只有言而有信,言行一致,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如果获得他人的信任,那么即使是在蛮荒陌生的地方也会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恭敬实在,就是在本乡本土,也处处受阻。孔子这段话,很有现实 的意义。当代社会 转型,从所谓“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有些人在本乡本土循规蹈矩,很讲信用,但到了异地他乡,却放纵自我,坑蒙拐骗。其实,信用是一个人内心真诚的外在标志,“人而不忠信,何以异于禽兽者乎?”如果一个人自甘堕落,行禽兽之所行,那么他所遭遇的也只能是禽兽的境况,面对的也只能是一个丑陋而可怕的社会。《左传·僖公十四年》指出:“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意思是说,如果自己丧失信用,背弃邻国,遇到祸患又有谁来同情自己呢?失去了信用,一旦祸患发生,没有人来支援自己,就一定会灭亡。由此可见,重诺守信是十分重要的,对熟人如此,对陌生人也同样如此。我们只有内诚于信,外信于人,始终讲求信用,才能获得社会的信誉,得到他人的信任,从而取得自己人生事业的成功,同时营造一个“讲信修睦”的美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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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光沪.“全球伦理”——宗教良知的国际表现[J].中国宗教,1999,(1).

[7]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4.

[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原载:《齐鲁学刊》(曲阜)2015年第5期,第5-12页。转自孔子儒家齐鲁文化研究微信公众号。26国学网配图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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